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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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 李鑫, 叶选挺, 尹西明

2023, 44(08): 3-17.

摘要 ( 118 )

新能源汽车政策组合优化是新发展阶段推进产业可持续转型的重要抓手。基于有意义的创新理念，从政策组合的“情境关怀”以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视角出发，针对我国 1990—2022 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 256 项新能源汽车政策，采用内容分析与文本挖掘方法提取关键词，构建意义创新导向的新能源汽车政策组合评价指标体系和 PMC指数模型，并对 6 项中央层面的政策及 13 项“十城千辆”试点地区层面的政策进行量化评估。研究发现，政策组合理念贯穿不同阶段的政策设计，且 PMC 指数呈现出阶段性增长态势；随着产业从培育期走向成熟期，政策方案中出现更多中长期举措和更丰富的保障措施，政策客体则更聚焦于市场化主体；试点地区层面的专项政策均实现了研发与生产类、购置类、使用类和基础设施建设类 4 类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在政策倾向、政策领域、政策对象、保障措施等维度表现良好，但在专项任务落实与政策目标设定的权衡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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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创新之微观前因分析——企业心理安全氛围与组织问责机制的协同影响

接园, 王璐瑶

2023, 44(08): 18-30.

摘要 ( 53 )

新时代，在“高质量发展”等旨在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创新发展战略引领下，企业开始愈发重视创新活动的“商业价值”与社会意义等“正外部性”的结合。在此背景下，有意义的创新（meaningful innovation，MI）范式兴起，企业创新的意义导向问题开始获得关注。研究聚焦有意义的创新的前因问题，探索企业心理安全氛围对创新意义导向的影响，以及组织问责机制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企业心理安全氛围与创新意义导向（整体）及其五个分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2）组织问责机制与创新意义导向（整体）及其五个分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3）组织问责机制能显著负向调节企业心理安全氛围与创新意义导向之间的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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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政策增进企业意义导向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张宏, 罗兰英

2023, 44(08): 31-49.

摘要 ( 54 )

创新是驱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技术创新的意义导向逐渐从一般性视角向绿色、低碳等生态视角转变，“环境保护”成为低碳技术创新的本质意义。碳交易市场兼具政府和市场双重调节，在“双碳”愿景下对增进企业意义导向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二元合法性”为理论视角，基于 2010—2019 年碳交易试点八大行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碳交易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和媒体环境关注在其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提高了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水平，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前瞻型环境责任在碳交易政策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当企业履行反应型环境责任时可能存在“迎合效应”，其中介效应不显著；媒体环境关注能够正向调节碳交易政策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关系，其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与碳交易政策协同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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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的价值共创模式研究

刘瑶, 周青, 刘人怀

2023, 44(08): 50-65.

摘要 ( 49 )

通过对四家参与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的样本企业进行访谈调研，从中国一带一路网等收集二手数据，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推演总结出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价值共创的主体和模式，得到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价值共创主体运行模型。研究表明：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的价值共创主体主要是由价值创造者和价值推动者两大部分构成，价值创造者的功能定位于主导与合作，由价值主导者和价值合作者组成；价值推动者的功能定位于促进和协助，由价值促进者和价值协助者组成。在这两大价值共创主体的共同作用下，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价值共创的模式可归纳为：标准产品输出与优化、技术标准共建与创新以及技术标准应用与推广。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标准应用与推广模式是中国企业技术标准“走出去”最直接有效并能产生高回报率的价值共创方式；标准产品输出与优化模式是通过产品“走出去”带动标准“走出去”的典型价值共创方式；技术标准共建与创新模式是价值创造者和价值推动者协同互动以产生新技术标准的价值共创方式。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开发海外市场时应找准自己的“角色”，并综合考虑宏微观因素对其战略决策的影响来合理选择或转换价值共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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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系统视角下的科技成果评价的再认识

胡志刚

2023, 44(08): 66-80.

摘要 ( 54 )

科技成果评价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是科学学理论中的重要学术性问题，也是科技管理实践中的关键技术性问题。通过借鉴商业世界中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个性化推荐系统的思想，可以重新认识和更好地理解科技成果评价的本质、内涵和问题。通过比较科技成果评价和推荐系统两种不同的任务，可以发现二者在数据基础、实现步骤、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等方面都具有共同性。首先，二者在数据基础上是相似的，都是基于显式或隐式两种性质的反馈数据而实现的量化计算；其次，在实现步骤上是相同的，都需要经过不断优化的赋值和赋权过程才能确保输出结果的科学性；再次，在目标任务上是统一的，科技成果评价主要是“非个性化”的，而推荐系统主要是“个性化”的；最后，在演进方向上是一致的，由于个体智慧的有限性和群体智慧的优势，未来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将和推荐系统一样，通过个人智慧和群体智慧的双螺旋交互而不断迭代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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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枫桥经验”：典型案例与启发

黄国群, 徐丽红

2023, 44(08): 81-93.

摘要 ( 32 )

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枫桥经验”遵循减少司法干预、保障民间自治和促进纠纷内化的基本理念，积极发挥本领域专业人士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和创意保护与激励中的作用，寻找法院诉讼之外替代性纠纷解决路径。阿里巴巴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北京软协人调委模式及苏州刺绣版权交易平台等三个有代表性的实例表明：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经过多年探索，在专利、商标、著作权的保护及相关创意的保护与激励方面成功开创了“新枫桥经验”，三个案例也显示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新枫桥经验“平台自治—专业市场建构—行业自治”的类型性、递进性等特征。在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的背景下，知识产权领域“新枫桥经验”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等方面有诸多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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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数据赋能实现机理研究：关键要素和作用机制

张培, 董珂隽

2023, 44(08): 94-111.

摘要 ( 70 )

当前制造企业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数据赋能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途径。但对于制造企业如何构建高匹配度的数据元素组合以及怎样促进数据资源转化、利用等方面尚缺乏清晰的理论探讨，为揭示制造企业数据赋能实现的内在机理，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视角，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剖析数据赋能实现的关键要素和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制造企业通过分布式创新和组合创新两种资源行动模式，构建专用性高的数字元素组合，有助于增加其数字技术与应用场景的匹配度。（2）数据赋能能力的内部化有 3 条关键路径：连接能力→响应型决策能力、连接能力→分析能力→优化型决策能力和连接能力→分析能力→创新型决策能力。数据流动性、速度、容量以及多样性属性的依次激活，可推动数据赋能能力内化由低阶向高阶转变。（3）在内部响应机制和外部感知机制的强化下，制造企业数据赋能的价值创造可细分为维持型、丰富型和融合型 3 种方式。（4）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且动态的过程，以赋能深度和赋能广度两条逻辑线，可将数据赋能实现的长期路径划分为“单点—低赋能”、“单点—高赋能”、“多点—低赋能”以及“多点—高赋能”四个阶段。同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演化过程中蕴含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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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专利协同驱动企业创新：华为的案例研究

崔维军, 韩硕, 吴杰, 刘珏

2023, 44(08): 112-131.

摘要 ( 33 )

如何顺应标准与专利协同的趋势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既是标准与专利协同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提高企业标准与专利协同能力的实践难题。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了基于“标准—专利”的协同过程，提出了不同阶段问题的治理机制与实践策略，实现了驱动企业创新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在标准与专利协同过程中，涌现出标准与专利单向协同、双向协同和融合协同 3 个阶段，利用标准遵循、能力提升、构建生态 3 种机制，实施标准学习、管理优化、发展生态的策略，解决了企业标准理解匮乏、研发能力薄弱、标准引领力不足的难题，实现了遵循标准、参与标准、引领标准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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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导向绩效工资制与组织创造力：组织结构的调节作用

马喜芳, 芮正云, 梁爽

2023, 44(08): 132-147.

摘要 ( 35 )

绩效工资制与组织创造力的相关关系一直存在争论；然而，鲜有文献研究其关系如何受制于组织结构情境压力。借鉴战略决策理论与组织理论，构建了组织结构、激励模式与组织创造力的理论模型。以长三角地区 137 家企业组织层面数据为调研对象，运用 SPSS 数据分析后得出：（1）长期导向绩效工资制将促进组织创造力；（2）组织规范化会促进绩效工资制的实施，而组织集权化与规模化则会制约绩效工资制得以开展；（3）组织规范化正向调节绩效工资制与组织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组织集权化则负向调节上述关系，组织规模化对上述关系无显著性影响。结论表明：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组织规范化与分权化，有助于绩效工资制在企业中的应用推广与组织创造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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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绿色战略导向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张秀娥, 滕欣宇, 李伊婧

2023, 44(08): 148-163.

摘要 ( 33 )

农业发展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迫在眉睫。作为农业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和农业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农业企业如何实现绿色转型，推动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和组织学习理论，探讨双重绿色战略导向，即绿色创业导向和绿色市场导向对绿色生产和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组织绿色学习的调节作用。通过采用 241 套农业企业的双份调研数据对文中构建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绿色创业导向和绿色市场导向的互补效应既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农业企业绩效，又可以通过绿色生产间接促进农业企业绩效提升；进一步地，组织绿色学习正向调节这一中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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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外部变革认知、能力重构与企业破坏性创新

林春培, 朱晓艳, 余传鹏, 赵冠希

2023, 44(08): 164-182.

摘要 ( 69 )

高层管理者是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关键代理人，其外部变革认知对企业破坏性创新的影响已经引起实践者和理论研究学者的关注，但是其中的作用机理尚未探究清楚。基于战略变革的认知过程理论，构建“高管外部变革认知—能力重构—破坏性创新”分析框架，实证考察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认知威胁对企业破坏性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并引入关系嵌入性理论，探讨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基于 563 家制造型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1）高管从外部变革中感知的机会，对企业能力重构和破坏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从外部变革中感知的威胁对企业能力重构和破坏性创新具有倒 U 型影响；（2）企业能力重构不仅正向影响企业破坏性创新，而且在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认知威胁影响企业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3）政治关联正向调节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企业能力重构之间的关系，政治关联水平的提升会强化高管外部变革认知威胁与企业能力重构之间的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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