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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科技自立自强
    基础研究如何推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专利的实证研究
    袁野, 吴超楠, 陶于祥, 李晶莹
    2023, 44(10): 3-17. 
    摘要 ( 142 )  
    基于我国 1950—2020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专利数据,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中国创新情境下基础研究影响不同属性类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机理、周期性效应和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基础研究对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但是对不同类型特征和技术属性的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例如,对跨媒体分析推理、脑机接口、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芯片这类知识密集型的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而对智适应学习和自主无人系统这类知识复杂型技术的促进作用并未通过实证检验。从技术生命周期来看,基础研究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呈“U 型”分布。其中,对萌芽期 I、成长期II、萌芽期 II 这三个阶段进程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对成长期 I、成熟期 I 和衰退期 I 的作用并不显著。最后,从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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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基于GIS与QCA的分析
    敦帅, 陈强
    2023, 44(10): 18-34. 
    摘要 ( 43 )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新时期、新阶段的国家战略选择,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载体。基于全国 31 个省市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空间分布状况,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区域分布规律和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 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态势,且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两个地区,两地区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61.81%;(2)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分布在整体上趋于分散,在个别省市趋于集聚,北京存在显著的高低相关,河北存在显著的低高相关;(3) 资源、能力、环境涵盖的 7个具体要素均不能单独构成国家重点实验室空间高集聚的必要条件,即不存在影响国家重点实验室空间高集聚的瓶颈约束条件;(4) 国家重点实验室空间高集聚的驱动路径主要有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创新驱动两条,即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创新环境驱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空间分布高集聚,较强的产业竞争力和良好的创新环境驱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空间分布高集聚;(5) 良好的创新环境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空间高集聚有着更普遍的影响。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需要统筹规划,优化布局,推动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体系化能力,而且需要强化协同,重点发力,进一步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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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思考
    袁建霞, 万劲波
    2023, 44(10): 35-43. 
    摘要 ( 23 )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研究通过探讨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的内涵构成和使命任务,分析我国强化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面临的挑战,以及世界农业科技强国建设农业战略科技力量的经验等,提出了强化我国农业科技战略力量的战略路径。研究认为,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是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中坚力量”作用和引领作用的机构和组织,在承担任务、成果产出、人才培养、创新水平、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战略性、引领性、原创性、颠覆性、长远性、基础性、系统性、开放性等鲜明特征;由涉农国家实验室和农业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和涉农高水平科研机构,研究型农业大学和涉农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及农业和涉农科技领军企业构成;以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抢占世界农业科技制高点、提高农业科技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使命担当。同时,研究提出从四个方面强化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包括坚持“四个面向”科学布局国家农业战略科技任务,培育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四大主体”,推进“改革攻坚”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及建设农业战略人才力量“四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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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使命驱动型创新过程模式—基于我国传统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案例考察
    郭淑芬, 任学娜
    2023, 44(10): 44-62. 
    摘要 ( 23 )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必然选择。关键核心技术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题中之义,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其概念内涵、体制机制以及突破路径等维度,对其创新过程模式关注不足。笔尖钢创新的成功案例具有重要的典型和借鉴意义。因此,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剖析笔尖钢这项关键核心技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创新历程,构建了使命驱动型创新的微观过程模型,总结了政府以使命驱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行为演变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 使命驱动型创新过程包含使命定义、使命实施和使命迭代 个阶段,政府分别发挥使命动议者、使命组织者和使命参与者作用主导和参与创新过程,帮助企业解决“做什么、做不了以及做得好”的问题,激活和加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进程,实现科技自立自强。(2) 伴随使命驱动过程,政府对创新活动的作用方式从直接强干预转向幕后间接参与,企业则从被动安排走向主动攻关。(3) 在使命定义阶段,政府通过认定机制激活创新方向;在使命实施阶段,政府通过拣选机制、组织机制与激励机制有机组合激活企业创新动力;在使命迭代阶段,政府通过强化机制增强企业创新动力,以有效化解各阶段中面临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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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理论与方法
    创新发展的“可持续转型”理论溯源与研究发展路径分析
    黄天航, 陈凯华, 赵小渝, 王志宏
    2023, 44(10): 63-76. 
    摘要 ( 29 )  
    可持续转型(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ST)作为创新政策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还缺乏全面的总结和分析。研究全面回顾了19812020年间可持续转型研究领域的1990SSCI文献,以及国内的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研究综合了定性分析,以及共引网络分析、主路径分析这两种定量分析方法。共引网络分析ST研究是在技术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技术系统转型治理两个与文献计量学研究相关的开创性研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基于主路径分析,确定ST研究轨迹分为三个阶段:(1)多层级视角分析框架结合转型治理构建可持续转型理念和框架;(2)多学科领域对可持续转型治理过程与相关理念和框架批判性、系统性的继承发展;(3) 可持续转型政策研究。关于创新发展的“可持续转型”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五大方面:(1) 可持续转型的多层次视角研究分析框架;(2) 可持续转型治理;(3) 可持续转型创新政策;(4)可持续转型地理学研究;(5)可持续转型的城市与社区研究。还包括一些交叉研究分支,比如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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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碳成本研究中的技术考量:现状、主题与展望
    苗红, 林昭颍, 黄鲁成, 张惠钊
    2023, 44(10): 77-92. 
    摘要 ( 18 )  
    技术创新是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控制长期脱碳成本曲线的关键因素。以 scopus 数据库收录的国外脱碳成本研究中关于“脱碳技术”的文献为研究数据,对脱碳成本研究中的技术考量展开全面综述。首先,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脱碳成本研究中的技术考量进行现状分析;其次,运用基于随机游走的 walktrap 算法进行社团划分,归纳得到五个研究主题:影响脱碳成本的关键技术研究、技术影响脱碳成本的效应与机理研究、技术影响脱碳成本的评估方法研究、技术举措实施先后逻辑对成本的影响研究、技术政策研究;最后,归纳得到现有研究局限,并针对研究核心主题与研究局限的分析结论,提出未来研究展望:(1) 电力模型研究时注重系统考虑能源发电、传输和存储全链条,促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集成;(2) 能源系统建模研究中应考虑可再生能源与其他能源兼容性,深化研究各种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之间的协同作用,建立混合系统模型,规划最优技术组合;(3) 完善储能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结合的能源建模研究以应对能源间歇性的挑战,同时评估模型的气象损害与气象依赖性;(4) 气候政策建模应侧重将技术变革内生化,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增加模型现实意义;(5) 开展高时空分辨率系统建模研究,基于国家特色国情设计能源系统,考虑经济形势、资源储备以及能源可获得性,并将贸易决策纳入模型考量;(6) 丰富和完善四大重点部门脱碳的关键技术研究,突破若干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技术,针对性重点发展,进行提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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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与创业
    创新创业发展、政府赋能与城市经济韧性
    苏任刚, 赵湘莲, 房银海
    2023, 44(10): 93-113. 
    摘要 ( 34 )  
    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抵御冲击、快速恢复、持续增长的“韧性”非常重要。从熊彼特发展理论与有为政府理论视角出发,基于 278 个城市 16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创新创业发展与政府赋能对于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创新创业发展显著增强了城市经济韧性,城市经济韧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本地城市创新创业发展除了可以增强本地城市经济韧性以外,通过空间溢出还可以增强周边城市的经济韧性。创新创业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具有空间联动效应和相同趋势;政府赋能对于创新创业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也会增强周边城市的经济韧性。政府赋能的调节效应同样具有空间联动效应和相同趋势;政府赋能存在门槛效应,政府要以创新创业发展为突破口跨越门槛,才能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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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战略与管理
    数字金融何以能诱发区域绿色创新?
    韩先锋, 陈龙涛, 李勃昕, 宋文飞
    2023, 44(10): 114-130. 
    摘要 ( 36 )  
    如何加快推动区域绿色创新是直接关乎“双碳”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数字金融为现代金融体系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成为驱动区域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中国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位数等方法实证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 数字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该结论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直接冲击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即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赋能效应高于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数字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强于西部地区;(3) 数字金融不仅可直接驱动区域绿色创新,还能通过加速产业升级、提高居民收入和降低环境污染等方式间接对区域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现阶段数字金融的直接赋能仍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4)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赋能效应存在“结构突变”特征,随着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对其的促进作用会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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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赋能中国先进制造企业技术赶超—动态能力下机会窗口视角
    马亮, 高峻, 仲伟俊
    2023, 44(10): 131-151. 
    摘要 ( 31 )  
    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企业的竞争基础,“强弱易势”成为行业发展常态。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建设制造强国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如何紧抓数字化发展机遇,依托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业技术赶超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战略意义。研究以机会窗口和动态能力为理论视角,基于 20112020 年中国先进制造企业微观层面数据,以技术、需求、政策三大机会窗口为桥梁,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动态能力条件下数字化对技术赶超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缩小了追赶企业与前沿企业间的技术差距,促进了技术赶超,该结论在经过更换变量、改变固定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对技术赶超的推动效果在国有企业、技术相对密集型或技术与资本均相对稀疏企业、外围城市和中部地区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能够通过增加技术、需求与政策机会窗口促进企业技术赶超;进一步分维度机制检验显示,突破性技术创新与研发性政策支持相比渐进性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政策支持,在数字化与技术赶超间构建了更为有效的追赶路径;此外,动态能力正向调节了技术与需求机会窗口在数字化与技术赶超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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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战略影响组织韧性的组态研究
    王宏鹏, 张阳, 田鸣, 谭良敏
    2023, 44(10): 152-166. 
    摘要 ( 18 )  
    企业竞争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都是影响组织韧性的重要因素,但二者如何匹配融合以提升组织韧性尚需进一步探讨。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选取 60 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竞争战略(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货币资本层、人力资本层和社会资本层企业社会责任)匹配的构型,结果发现实现高组织韧性的两条路径:(1) 低成本竞争战略可以与货币层社会责任、人力资源层社会责任相结合;(2) 差异化竞争战略可以与人力资源层社会责任、社会资本层社会责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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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力资源与管理
    研发团队中共享领导力的涌现机制:基于复杂领导力理论的组态分析
    宋健, 孙华, 戚桂杰, 邵旭涛
    2023, 44(10): 167-182. 
    摘要 ( 34 )  
    研究证实共享领导力对提升多元化研发团队的创新绩效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促使研发团队中共享领导力涌现成为关键问题。然而传统研究大多基于相关性视角探究单个要素对共享领导力影响的净效应,忽视了各要素的多重并发与协同作用。基于复杂领导力理论,以89个研发项目团队为样本,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在团队发展不同阶段行政型行为垂直领导力、适应型行为交互记忆系统、赋能型行为多元化管理实践,以及任务特性对共享领导力涌现的组态影响。结果发现共享领导力的涌现路径在团队前期和后期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团队前期阶段,产生高共享领导力的组态主要有行政主导的赋能型、行政主导的适应赋能型两种,行政主导的赋能型是在高相依性但非高系统复杂性的任务下,垂直领导力与多元化管理实践共同促成了共享领导力涌现,行政主导的适应赋能型表明在系统复杂性未知时,还需要在行政主导的赋能型的基础上发展高水平的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专长和信任。团队后期阶段,高共享领导力的产生组态表现为行政主导的专长信任型、行政主导的专长协调型、行政缺失的适应型三种,行政主导的专长信任型和专长协调型是在高相依性和系统复杂性的任务下,共享领导力可以通过高垂直领导力和发达的交互记忆系统实现,而行政缺失的适应型表示在系统复杂性不高时,需要降低行政影响才能促成共享领导力的涌现。补充访谈进一步支持了以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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